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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撒贝宁主持的电视公开课《开讲啦》中，一位观众的提问引起不少人。他向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民描述了自己的状态和疑问：不知道分清五谷有什么意义？

樊志民馆长开玩笑说：有一个办法能够很容易体会到五谷的意义，今天中午别吃饭，到下午还说感觉不到意义的时候，晚上继续别吃饭，到明天早上再问问自己有没有感觉到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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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笑过后，樊馆长继续道：“我们可以不知农，不事农，但是所有的人不要轻农。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我们每年的一号文件永远是和农业有关的，这样一个理念，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一个伟大的理念，叫农为政首。”这一回答引发无数观众共鸣并冲上热搜。

现代日常生活中，和这位观众一样分不清五谷，也不明白分清了又有什么意义的人其实有很多，樊馆长表示，“从事农业研究以外的人，得有九成都搞不清”。

之所以如此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太习以为常了。当一样东西对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时，我们通常是浑然不觉，就像阳光、空气、土地，五谷也是这样的存在。

就拿一碗面来说，我们吃进肚子里的时候，很难想象小麦这种作物，5000多年前从遥远的西亚进入中国新疆，3500多年前再从新疆进入中国内地，经历了数代人的传递，才有了我们眼前的这碗面。

意义都是从了解开始。一碗面的意义、五谷的意义、农业的意义、甚至中华文明的意义，其实都可以从分清五谷开始。

主粮五谷

五谷是个广义概念，在古代特别指下面五种粮食作物：黍(shǔ)、稷(jì)、菽(shū)、麦、稻。黍、稷、菽这些字看起来陌生，其实离我们很近。

黍即黄米，大约一万年前，我们的先民逐渐走出渔猎生活，在黄河流域附近定居，开始了这种农作物的种植。时空跨越了一万年后的今天，它在张家口以北地区仍是人们的主粮之一。

稷指小米。我们熟悉的唐诗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中的粟就是稷、小米，在中国第一部农书——北魏的《齐民要术》中，记载了小米的种类多达86种，是当时绝对意义上的主粮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前期。

麦即我们今天餐桌上最常见的面食，原产西亚，大约春秋时期通过西域、河湟地区传入中原，到关中地区后，它找到了最佳归宿地，其品质大大超过了原生地。

在西亚，麦子为春小麦，春播秋收。而关中的麦子为冬小麦，秋播夏收，生长周期更长，饱满地吸收了四季精华，因此口感更好。

菽为豆类的总称。在唐以前，无论南北方，粮食都是以粒食为主，没有磨的过程。直到石磨盘的广泛应用，令两种粮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：小麦地位上升，豆类地位下降。

石磨盘加工的小麦，发展出精细化的面食，这对北方影响非常巨大，饮食方式上开始和南方有了明显的区分。并导致豆类逐渐由主食变为豆腐、豆芽等副食，以至于近古时期，它被排列在了五谷中的最后一位。

和西域传进来的小麦不同，水稻是土生土长的主粮。它在唐朝安史之乱后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边界拓宽。

当时北方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，人口大量南下。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，令南方的农业得以充分开发，南方因稻成为富庶的代名词，人们用“苏湖熟天下足”形容江南一带，用“湖广熟天下足”形容长江中游一带等。南稻北麦的局面自此形成，并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五谷的智慧

五谷种植、农事生产可以说是一项最为磨练人耐性的工作，种子撒下去，要经过漫长的等待，精心的照料，你绝不能心急，一旦拔苗助长，隔天它就会死掉。就是在这样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中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，农民们逐渐总结出非常理性的判断。

在《齐民要术》中有“顺天时量地利，则用力少成功多，任情返道，劳而无获”一说。大意是种植农作物要顺应天时，考量地利，就可以花很少的力气而获得最大的成功，如果任意操作，违反规律，将徒劳而一无所获。

在《吕氏春秋·审时》中有“夫稼，为之者人也，生之者地也，养之者天也”一说。意思是农作物的生长是在天、地、人共同作用下完成的结果，地生万物，天养万物，人则起到组织管理照料的作用。

不难从中体会到古人应对世界的方式，因地制宜，天人合一，并且从未把自己当做可以征服和改造世界的角色，这些从农业而来的理念，代代传承，注入到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中，潜移默化地构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。

农业的智慧除了体现在文献中，还更加具体地体现在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成果的运用中。

随着经验和判断的不断累积，古人逐渐有了一套基于朴素的数学、几何学和天文学而生的历法，配合对粮食作物的了解，才会知道什么时令种什么，什么时令收什么。

又在物理学和工程学的成果——风车、水车、沟渠的助攻下，得以摆脱靠天吃饭的状态，不至于下雨太多涝死，不下雨旱死。这种智慧影响着古人的日常生活，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。

中华文明延续的基础

由农而生的技术，总结的经验，形成的地域饮食文化，以及古人面对天地自然的世界观等，是一个农耕民族文明延续的原动力。

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，“中华文明世界上唯一能持久延续发展的古老文明”。樊志民馆长认为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农业没有犯颠覆性的错误，这主要得益于我们的农业条件。

从益农的环境来看，四大文明中的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，其河流基本上是南北向，印度河和恒河虽然有一点倾斜，但考虑到南亚海拔上升得很快，相当于南北向河流。而中华大地上所有主要的河流，黑龙江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珠江等，基本上都是东西向的。河流的走向能够说明什么呢？

在樊志民看来，南北向的河流垂直于纬度，随着纬度的变化，上中下游会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，这在早期的历史中，会形成一些重大的矛盾和冲突，就有可能导致文明毁灭。

而东西向河流平行于纬度，在这样一个流域中，上中下游是同一个农业类型，比如山东、河南、陕西、甘肃都是小麦地带，从上海到四川都是稻米地带，这构成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基本农区。

同一类型农业区域面积的最大化，令中华文明的耐受力很强，北方歉收，南方则丰收，不会因为一场灾异而彻底毁灭。

在很多人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中，日常受到的影响中，我们日益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：大家正处于工业信息化爆发的大时代，农业的辉煌时代已经过去，农业是保守的、滞后的，能否分清五谷自然好像也就没有什么意义。

但我们换个角度想一下，作为一个个体，其实可以没有手机，可以没有电，可以没有汽车，甚至可以没有房子，但永远不能没有粮食。一顿不吃饭可以，却不能两顿、三顿都不吃饭。

当我们饿肚子时，就会明白农业对我们而言是多么重要，古老的黍、稷、菽、麦、稻是多么伟大，培育它们的古人是多么智慧，以及通过丝路、海路进出的其他谷物、瓜果、蔬菜的传播是一个多么开放的过程。

也许我们可以不知道五谷是哪五谷，但一定不能轻慢我们的农民，不能浪费每一粒粮食，一粥一饭，都当思来之不易。

参考资料：

《开讲啦：中华五千年文明不断的密码是什么？》

樊志民《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中国农业》

樊志民《中华饮食文化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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